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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与隆昌石牌坊创制条件的异同
建造于明清时期的四川隆昌石牌坊,虽处于中国雕刻艺术的衰落阶段,但其不论是从建筑技术,还是装饰艺术,抑或是从文化及伦理蕴涵方而审视,都呈现出非凡状态,或誉之为古老华夏文明尾声之际的一颗“璀璨明珠”,当不为过。大足石刻与隆昌石牌坊的创制。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外古今,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大足石刻艺术的卓越铸就是离不开其背后的经济基础的。”隆昌石雕牌坊的辉煌建造,同样也是有赖于当时繁荣经济的坚强支撑。巴蜀地区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秦汉以来农业就比较发达,其他产业亦颇为兴盛。至唐代,巴蜀地区经济状况一直保持着良好状态,尤其两宋时期,巴蜀因为特别的地理环境——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和相对安宁的政治环境等因素,使得经济的发展较别处为优,于是便有“当此之时,蜀中号为优裕”之说(李心传,1937)到明清时期,某种程度上,中国封建政治呈现出逐渐衰退之象,但是封建经济却仍然向前推进,农耕文明继续发展,巴蜀地区依靠自身的地理、经济优势雄踞一方。正是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保证了文化及经济发达的状态,自然为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厚的物质基础。

(一)大足石刻艺术的生成条件

大足经济繁荣,一度出现富家云集、庄园林立的局面。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当地“土著”大户人家,如郑监簿、解瑜等;二是外来富家大庄园主,如严逊、冯辑等。庄园经济的发展,雄厚资本的积累,有力地促进了石窟造像活动的繁荣。如石篆山石窟原来就是一座庄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造像题记,第6号孔子及十哲龛、第7号三身佛龛、第8号老君龛均为大庄园主严逊出资开凿。孔子及十哲龛左壁题记即云:“元祷戊辰岁(1088)孟冬七日,设水陆会庆赞记。发心镌造供养,弟子严逊,愿世世生生聪明多智,岳阳处士文惟简。”富有之人所占人数毕竟少于贫困之人,大部分平民百姓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之下,虽然十分渴望寻求佛、菩萨的庇佑,但是薄弱的经济条件并不允许他们可以如富有之人一般去开凿石窟,顶礼膜拜。所以,从大足石刻造像铭文中便比较清楚地记载了捐资建造者往往是那些资产雄厚的大户人家。再者,由于大足石刻作为晚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与早期、中期皇家出资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主要反映的是民间集资镌造情况,突出的也是民间信仰状况,所以很大程度上,大足石窟的开窟石雕佛像多表现和彰示着个人功德追求。

大足石刻发展至两宋时期,铸成了甚为鼎盛的景况。文运昌盛的大背景,使得两宋宗教文化得到了普遍重视。宋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对宗教文化的倡导,主要出于两种用心:一是为了自身之祈福与长寿;二是为了牢固而久远地维护其政权。这种自下而上地对于宗教的宣扬,形成了大足石窟造像的深厚文化背景。巴蜀地区汉代的造型艺术十分卓越,最为辉煌的是雕塑和画像砖石,技法层而的成就非常之高,这为后来大足石刻的雕塑创造提供了坚实的技法支撑。此外,两宋时期,宫廷、文人、宗教和民间等四大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兼容性,这也使得宋代文化发展到了封建文化的最高水平。具体表现在大足石刻艺术创造中的便是“三教合一”造像的精彩呈现。由此,可以看出,大足石刻的生成,具有丰富复杂的社会背景,其中包含了经济、文化和艺术等多方而因素。也只有当各个领域都发展至较为显著的高度之时,才有可能出现艺术及文化的繁荣景象。

(二)隆昌石牌坊的建造背景

隆昌自南北朝时期即是巴蜀古驿道、川东云路古驿道、叙马古驿道、西南往黎雅羌之径、自贡到雅州汉源古驿道的交汇之地,史称“隆桥驿”。隆昌优越的交通条件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少便利。这种便利,首先带来了当地的商贸经济繁荣,这为建造牌坊创造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于此,值得一提的是隆昌的移民现象,从清顺治后期起,政府开始采取招募移民入川垦荒的政策。移民大举入川之势到乾隆中叶以后方才逐渐衰减。嘉道年间仍有外省移民入川定居的情况发生,但己不是垦荒农民,而是以商人为主。正是由于大批移民的到来,使得川地资源得以融汇整合,并形成了具有多种特色交汇的文化状态。据云顶乡《郭氏族谱》记载:云顶郭氏家族,其始祖郭孟四于洪武四年自湖广麻城县迁隆,挑行李至云顶山娅,衣箩滚于山下,遂定居于此,就地插田耕耘,故名其处为“梭箩娅”。从孟四入川至今,己传二十九代,至郭廉中进士,授御史,故后裔为官者颇多,成了隆昌望族。郭氏产业雄厚,1950年川南工委书记杨超曾说:‘郭氏家族五百年世家,经历了三朝大地主,在中国极为罕见。除了桐城方家,恐怕没有其他家族可以比拟了。”这些移民后裔或为官或农耕或农商并举致富后,有了充足资金,为了张扬祖先的功绩就存坊作碣。于是形成了隆昌丰富多彩的石雕牌坊。某种角度上看,正是由于移民多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为隆昌牌坊的建造赋予了浓厚的多元文化特色,往往不拘于一种规定模式,自然形成建筑形制以及装饰设计的丰富多彩。

此外,另一重要原因便是石质材料的独特拥有。在隆昌城北关外的村落,拥有名贵的青石岩,其资源颇为丰富,可谓全川第一。其硬度次于花岗岩,具有防滑吸水的优点,是雕凿古建构件及工艺品的好石材,这为修建石雕牌坊群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当然,不可忽略的还有当地人不凡的文化见识与胆略。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占据便利之地,而且所受到的文化教育和形成的个人见识也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在隆昌石牌坊群中,有一些牌坊是由平民向朝廷申请旌表而修建的,显示了卓越见识与远谋。

(三)大足石刻与隆昌石牌坊创制条件的异同

隆昌作为一个交汇点,“东连荆襄,北接秦陇,南通滇海,西驰叙马,东北阻安岳、荣城,西南往黎雅羌之径,以弹丸之地而当六路之冲”,辐射范围较广。大足位于其东北方位,与隆昌紧邻,且有安岳、荣城充当连接点,可见,二者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隆昌石牌坊是建造者们追求精神寄托的一种产物,其建造形式与大足石刻有着相似之处,即区别于其他由皇家为主、朝廷达官贵人为辅捐资造坊的营建方式。此种造坊作褐,目的大多为歌功颂德、彰表节孝等义行,这就形成了当地的一种文化继承和弘扬之风。如此选择“自己”出资彰表“自己人”的景况,即彰表的皆是为当地做出突出贡献或者具有崇高德行之人,此举所产生的社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和赞赏。如牛树梅德政坊的存坊人牛树梅,其于道光二十四年任隆昌县知县,性情温和善良,执政勤勉,处事公正严明。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减少摇役、发展农业和教育、鼓励节孝乐善等等,为醇化当地民风做出了不少贡献,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该坊文字内容即是恭颂其德政的。

所以,大足石刻与隆昌石雕牌坊在生成背景上有着显著共性,即他们的目的皆是为了宣善扬德,教化世人。大足石刻在此方面的表现毋庸置疑,宝顶山大佛湾中《父母恩重经变相》便是特色鲜明的例予《父母恩重经变相》对于“父母十恩”的理性安排,一方而使人倍感严肃,另一方面将“孝道”巧妙融入其中。譬如东壁之《生子忘忧图》,整个画面洋溢着浓郁的夫妇得子后的欢乐情绪。碑刻所颂:‘初见婴儿面,双亲笑点头。从前忧苦事,到此一时休。”正好点化了画面所享天伦之乐的意旨。明白地告诫人们对于父母之恩的重视,并且应当融入到世俗生活之中,如此无形之中,便对人们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再从隆昌石牌坊来看,隆昌是“六路要冲”,作为驿站,是商贾士民的流集之地,官绅军卒过往之道。所以隆昌石牌坊的修造、雕刻、撰文都极其讲究,皆为非凡人物如清官、孝子、节妇等而建立。或为彰表清官德政而建,如牛树梅德政坊、刘光第德政坊等;或为彰表尊老爱幼而建,如郭陈氏节孝坊、节孝总坊等;或为彰表贞节烈女而建,如杨邱氏贞节坊等;或为彰表乐善好施之功德而建,如郭玉峦功德坊等。就坊上雕刻内容审视,基本为人们耳熟能详、甚为喜爱的传说与典故。如禹王宫山门坊右次间中匾上以高浮雕局部镂空雕刻的“红泥涧秦琼救主”故事,人物传神,衣纹流畅,战马造型生动,战斗场而异常激烈,雕刻非常细腻。这是表现忠义的场面,其内容正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另外,坊上所撰之文皆是歌颂坊主或者坊人之功绩与德行,这些一般为人们周遭之人或事,地方色彩浓厚,具有强烈功利用途,即以身边之人为榜样,意在不断规范大家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们说隆昌石雕牌楼的建造,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绝好的宣传教化基地。总之,隆昌石牌坊与大足石刻在为自身祈福和维护政权这两种目的的基础之上,通过较高强的艺术水平充分地展现了巴蜀地区精湛的石刻艺术,二者在创制时间上存在早晚之别,各有千秋,却又血脉相连、遥相辉映。

倘若追溯更早些,同属巴蜀地区的三星堆文化,许多青铜器具成为世界之最,如世界上最早且最高的青铜神树,世界上最早的雕刻精美的人头鱼鸟图案金杖等。或许,三星堆文化奇观所显示的深邃而优秀的基因,对大足以及其他石刻艺术的影响和促动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不论是三星堆延续时间长达五六百年的青铜文化,还是由唐至宋乃至明清时代蓬勃发展的大足石刻艺术,其对隆昌石牌坊建造的微妙影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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